为什么有人丧失了感恩的能力？ 王晓华

活死人

一对缺乏户外经验的情侣试图征服大自然，却误入凶险的无人区，自救失败后报警求助。救援人员冒雨深入连绵的崇山峻岭，搜寻的过程中屡陷险境，最终于精疲力竭之时找到了两位驴友。可是，获救者自始至终没有任何表示感谢之意，态度之冷漠令救援者心酸。据他们的朋友事后说，此时的他们受到惊吓，已经无力表示感谢。可是，越接近无意识的状态越能反映人的精神状况。不经过有意识的努力，就说不出个谢字，恰说明了感恩能力的缺失。
类似的故事听多了，禁不住思考更深层的问题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精神缺失？
在汉语中，感恩两个字都与心相关：“感，动人心也。”；“恩者，惠也。”他人的善行触动了你的内心，你才可能有所感。面对救援者态度冷漠，根本原因在于内心未被触动。在某些被救者看来，他人本应付出，自然无需感谢。非但如此，有些被救者还会趁机敲竹杠，演绎恩将仇报的现代版闹剧。种种迹象表明，缺乏感恩能力已经成为群体性的精神欠缺。
传统文化强调礼教，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培育感恩之心。孔子要求为父母守三年之丧，孟轲要求自己“仰无愧于天,俯不怍于地”，王守仁认为人应当终身“感恩报德”。有时，为了强调感恩行为的普遍性，古人还把仁爱精神泛化了，认为“羊有跪乳之恩、鸦有反哺之义”。显然，只要这种精神谱系延续下去，中华民族的传人就不会大规模地丧失感恩能力。
礼仪之邦的部分后人没有继承前辈的精神情怀。这只能出现在转型期中，其根源在于变化过程中出现的精神亏损。晚清时期，西方各国已经完成了初步的现代化，延续旧制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风采则不再。面对列强，国人屡战屡败，备受凌辱，颜面无存。部分知识分子于痛苦之中反思国民性，断定儒家的中庸之道业已过时，意欲引进更为刚健的生存哲学。他们选中了进化论。在翻译《天演论》时，严复曾以肯定的口气说：“达尔文的书，在欧美两洲，几乎家置一编，妇孺皆知，其学说最要有二，一曰物竞，一日天择。”国与国、民族与民族、个体与个体都处于竞争状态。或者在竞争中失败，或者在竞争中胜利，二者必居其一。后来，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博弈局势使无数国人接受了这个逻辑。然而，单纯遵从此类丛林法则非但不能使人类走向幸福，而且会使人心普遍变得冷漠。事实上，抑制它的力量早已存在：西方有要求信徒“爱人如己”的基督教，中国则有倡导感恩的儒家文化。只要这类力量仍起作用，竞争哲学就不会毫无约束地大行其道。遗憾地是，中国大陆后来既未引入西方的信仰体系，又走上了彻底否定传统的道路：在胡适等人后来明确肯定儒释道的精华时，我们却在1949年以后不断地烧经典、毁古迹、批圣哲。于是，中国人既丧失了自己原有的精神天空，“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人斗”的竞争哲学开始一统天下。在建设市场经济体系以后，这类竞争哲学又在新的语境中找到了繁殖的土壤。受其影响，部分国人眼里只存在成功和失败。我成功，是因为我在博弈中获得了胜利，这与别人的恩典无关。按照这种逻辑，感恩是一种过时的情怀。
作为社会动物，缺乏感恩之心意味着忘记了自己的来处和归属。对于个体来说，这相当于自断其根，会将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。一个缺乏感恩情怀的社会必然沙漠化，丧失生命的绿意。但是，空洞地倡导感恩之心并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最重要的是重建精神的天空和灵魂的母地。当国人回到天空之下、大地之上、他人之侧时，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就会涌现为优美的汉语。
（《深圳特区报》2013年5月21日）